作為新中國民法的開創(chuàng)人，佟柔被學界公認為“中國民法之父”。然而他自己最喜歡的別稱，是民法通則頒布之初到中國進行學術交流的美國法學家史蒂芬教授的一句戲語：“佟教授，我們應該稱呼你為‘Mr. Chinese civil law’(中國民法先生)?！?/span>

　　輾轉(zhuǎn)流亡走上法學路

　　佟柔是滿族人，1921年6月20日出生于遼寧省北鎮(zhèn)縣。佟柔幼年時，家境日衰，生計艱難?！熬乓话恕笔伦兒?，佟柔全家到北平避難。“七七”事變后，全家歷盡艱辛，輾轉(zhuǎn)流亡到四川?？箲?zhàn)勝利后，佟柔隨全家回到遼寧省北鎮(zhèn)縣，家貧如洗，借糧度日。后全家去了北平，開小雜貨鋪維持生活。

　　一次偶然的機會，讓佟柔走上了法學之路。當時，東北大學招收學生，不但不需要學費，還給予生活津貼。佟柔抱著試一試的念頭，報考了東北大學法律系。他的備考生活極艱苦，時常吃不飽。營養(yǎng)不良導致他患上夜盲癥，還得過瘧疾和傷寒，頭發(fā)幾乎掉光。但他仍堅持學習，于1946年考入東北大學。

　　這段時間，法律系教學的主要內(nèi)容，仍然是國民黨六法全書體系。1948年春，東北大學遷于北平。佟柔于1948年底畢業(yè)。1949年初，他在華北大學學習和工作。華北大學停辦后，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外交教研室，開始研究生學習;1950年9月，調(diào)入中國人民大學民法教研室，任中國民法和婚姻法教員。當時的法學理論體系可以用“另起爐灶”和“一邊倒”來形容。六法全書體系被打碎，法學的指導思想包括民法理論和學說以及新體制均“以俄為師”。

　　為了更好地以俄為師，佟柔從1954年開始到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夜大學習，并以馬列主義指導民法學的研究。不過，“文革”開始后，即使是這樣的民法研究和教學，也無法繼續(xù)下去。1969年，中國人民大學停辦，全校教工到江西“五七”干校勞動，直到1972年11月才回到北京。1973年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全體人員調(diào)入北京大學法律系。佟柔得以繼續(xù)從事中國民法和婚姻法教學工作。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后，他被調(diào)回該校進行民法教學和研究工作，并長期主持和領導民法教研室工作，直到逝世。

　　參與民法通則起草

　　佟柔一生中最高興的事，大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順利起草和成功頒布。長久以來，民法這個概念可以說是禁區(qū)。因為民法的本質(zhì)是私法。而列寧曾說過：“社會主義不承認私法?！币虼?，很長一段時間，要打破禁區(qū)很艱難?！拔母铩苯Y束后，借助經(jīng)濟學界對社會主義商品經(jīng)濟問題展開的破冰式的大討論，佟柔在中國法學界首先提出：民法是調(diào)整商品經(jīng)濟關系的法律。在改革初期，在計劃經(jīng)濟仍然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提出這種觀點需要極大的學術勇氣。在此基礎上，佟柔潛心研究外國各主要國家民法典，逐漸形成了自成一體的中國民法理論。

　　佟柔從不局限在書齋之內(nèi)，他積極參加民法典的起草和民法通則的制定，民法通則的許多重要內(nèi)容都采納了他的觀點。他還參與了經(jīng)濟合同法、婚姻法、繼承法、著作權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的起草和討論。1986年初，民法通則的起草工作進入最后報審階段。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準備將民法通則草案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的同時，作為學術“對立面”的經(jīng)濟法學派也在進行緊張的“院外活動”。經(jīng)濟法學派已經(jīng)迅速組成一個法案起草小組，打算起草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jīng)濟法典”，通過國務院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討論。經(jīng)濟法典的起草工作小組進駐北京西郊的一個賓館。一場立法的賽跑已經(jīng)開始。

　　到底是先推進民法通則，還是推進經(jīng)濟法典?最后，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拍板，選擇先推進民法通則。在民法通則決定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以后，彭真建議組織一個陣容龐大的座談會，邀請了180多位包括法律學者以及各個實際工作部門在內(nèi)的專家，聚集在一起對民法通則進行討論，以便真正做到集思廣益。在會議結束的時候，彭真還在人民大會堂的宴會廳舉行了晚宴。當時，這個宴會不單單是一種請客吃飯，而是代表著國家對于法律工作者的最高禮遇，也是對民事立法工作的極大支持。

　　有人看到，就是在這個宴會上，緊靠著彭真就坐的，是一介布衣的學者佟柔，而且還看見彭真在給佟柔教授頻頻斟酒讓菜，談笑風生。民法通則剛剛頒布的那段時間，可能是佟柔一生中最忙碌和最高興的日子。他應邀到各地宣講民法，還應香港樹仁學院邀請參加善于民法通則的研討會，去日本、美國講解民法通則。

　　病重之際不忘民法發(fā)展

　　然而，不到三年之后，佟柔的身體就開始出現(xiàn)異樣。1989年8月他痰中帶血，因工作繁忙，未能及時就醫(yī)，11月初，他病倒入院，并被確診為癌癥。在住院治療期間，他念念不忘民法的研究和發(fā)展，諄諄叮囑每一個去醫(yī)院看望他的青年教師、研究生，要他們好好學習民法、研究民法。1990年6月8日，他忍受癌癥的劇痛，由醫(yī)院回到學校，主持他培養(yǎng)的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生論文答辯。

　　三個月后，這位享譽世界的“中國民法先生”離開了人世。然而，他留下的民法遺產(chǎn)，直到今天仍為我們所享用。